（暂时不要点开，稍后修改）

    （暂时不要点开，稍后修改）

    1680年5月1日，中雨。

    披着一件橡胶雨衣的董大郎一跃跳下了甲板，落在了定海港条石砌就的码头栈桥上。作为名义上的“地主”，仆从军第十师师长丁济在马弁的陪同下，上前寒暄了两句。

    丁济今年三十余岁，身材不高，但很敦实。其父乃当年在山东运河一带投了莫大帅的丁惟岳，在父亲年迈去世后，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仆从军第十师师长的职务——仆从军师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在远东三藩本就是惯例，丁济接任师长也是寻常。

    但他这个人呢，说起来比较倒霉，或者说从他父亲那一辈起就有些倒霉。按说被东岸天兵分到江南繁华之地定海县驻防，本是一件幸事，那里财货甚多，他们丁家只需积累个十年二十年的，就能成为豪富之家。但问题是东岸人虽然将定海县封给了他们第十师，但一不给治权，二不给财权，仅仅只是在郊外划了很多荒地给第十师做“军田”，同时将每年财政收入中一定比例的金额返还给他们作为军饷津贴，这就有点坑了。

    虽然，其他仆从军各师每季度领到的武器弹药、军资器械、食品被服及其他一些补助，他们也是有的，且是足额。不过横向对比起其他“土皇帝”们，丁家父子总觉得手头财权太少，没有活钱，靠从地方上收取赋税发家是不可能了。

    于是，投敌无门、叛国无胆的丁家父子，到最后也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了现实，摆正心态，为东岸人继续扛枪卖命。而为了发家致富，丁家父子无奈之下也想办法在定海县及府城鄞县投资了一些产业，依靠自家在宁波地区的人脉关系及军队系统的便利，做起了生意，一时间倒也挣下了偌大的家业。

    及至现在，丁家第二代军头丁济虽然仍然是个没地盘的小军阀、小藩镇，但其家中的财产却不少，也许比不上拥有登州城（即蓬莱县）做封地的第五师师长董大郎，但绝对不比第六师（封地为威海县）师长谢振之流差，更别说封地更为穷困的第十二师（昌国县）师长胡兴邦了，在至今尚存的九个仆从师中基本上是一个中不溜的水准，也算不错了。

    第十师的这种情况，也就难怪鄞县方面最近屡次传出风声，要裁撤掉第十师的番号，将其部择优补入如今依然未募足兵员的浙江新军第五师内。这事，丁济虽然不是很情愿，但应该抵触心理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岸人也允诺在商业方面给予他们丁家更大的好处，姑且算是利益交换吧。

    当然了，就算丁济不乐意，这事其实也已经由不得他了，一是东岸人积威很重，他胳膊扭不过大腿，二来嘛这事对仆从军第十师的官兵们难道不是好事吗？你是愿意继续在丁济手下当个没名没分的地方小军阀的大头兵，拿着那点可怜的待遇，还是愿意被新军第五师整编，成为正儿八经的东岸预备役部队呢？该怎么选择，其实一目了然，这是大势，不是他丁家就能挡得了的。

    董大郎虽然远在山东，但对南方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也不是一点不了解。丁家父子的现状，说实话他是既羡慕也担心，别看他在当年廖逍遥意欲裁汰仆从军时第一个表态支持，但那只是在形势所逼之下的政治投机，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更何况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在接替叔父董学礼的位置接管第五师和登州城后，尝到了个中滋味的他发现自己有些难以舍弃掉目前手里的名位、权力和财富了，因此在廖逍遥放弃整编仆从师的想法后，他便不说话了，继续在登州城当起了土皇帝。

    “丁师长如今做得好大的生意，兄弟我在蓬莱，都听闻部下军官们谈起丁家工坊的绸缎，那真是远销诸府啊。只此一项，怕是一年就挣不少吧，让兄弟我好生羡慕，想要东施效颦，却又不知从何着手，真是愁煞人也。”一见面，董大郎就自来熟般得谈起了生意。

    “董师长经营的驴皮生意，我在定海也是如雷贯耳，宁波府十县哪处不买那阿胶？董事长凭此一门，也是日进斗金啊，佩服，佩服！”丁济也笑哈哈地说道。

    他们两人在这互相吹捧，倒让紧随他董大郎后面下船的第六师师长谢振内心里有些不忿。他是当年在青州起事反清的义军首领谢迁之子，执掌第六师师长宝座不过数年。因为防区在胶东半岛东北面的威海县一带，人口稀少、物产贫瘠，部下人数又多（足有五千之众），因此日子素来过得是紧巴巴的，不能说穷，但在九个仆从军师长里面肯定是处于下游，因此内心之中一直隐隐有些看不惯丁济这类商人成色多过军人的家伙。

    不过，威海虽然穷，但说起来穷也有穷的好处，那就是谢家父子二人始终将军队当做自己最大的本钱，将战功作为自己获取红利乃至官职的最主要手段。因此这些年来一直严格治军，生生将第六师这么一支原本在十大仆从师（二十年前最有战斗力的第一师、第二师尚未裁撤，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尚未设立）排名末流的乱民部队，慢慢带成了一支数次会操中均表现出色的一等强军，比董大郎部是略胜，比丁济部那是远胜，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内心里的些许不满和轻视，自然不会形诸于色，这点城府谢振还是有的。因此，他很快便加入到了董大郎与丁济二人的交谈中，然后吩咐副官带人去组织先头部队登岸，他们三人则赴城中吃饭喝酒去了。

    而在他们走后，最后一个下船的重量级人物则是仆从军第九师（该师防地为黄县）师长牛贵。因为父辈之间的一些龌蹉（明清鼎革之际，时任宁夏总权将军的牛成虎，获悉前明降将董学礼率部叛顺降清，于是杀了他留在宁夏的全家老小），一直与董学礼叔侄二人关系不睦，甚至可以说是恶劣，因此一贯与他们各走各路。

    第九师全师额兵六千人，是仆从师当中兵力最多的。究其原因，是因为该师素来敢打敢拼，屡立战功，在仆从军各师要么缩减兵额、要么干脆裁撤番号的大背景下，该师居然获准增加两千兵额，也是异数了。

    该师的封地虽然在黄县，但因为战争需要，第九师这些年来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在莱州府、青州府一带作战（比如当年趁着山东郯城大地震轻兵疾进攻取昌邑县的就是该部），待在老巢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因此战斗力保持得相当不错，隐隐还在谢振统领的第六师之上，说是九大仆从师里排名第一也不为过，因此牛贵傲也是有傲的资本的。

    从北方南下入援的仆从军第五师、第六师、第九师，加起来约一万六千人左右，再加上本就驻守南方的第十师丁济部三千人，这就是小两万兵马了。算上领头的第七混成营儒尼奥中校所部，这就妥妥破了两万了，考虑到他们长期食品、军饷供应充足，士气不错，那么在这南方大地上，也能算是一股强军了，一旦投入到某个战场上的话，肯定能够引起一连串的反应，乃至彻底改变战场局势。

    作为此次搜罗移民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第七混成营营长儒尼奥中校目前还在胶州港等船——因为移民本次运输季刚刚结束，很多船只急需修理保养，否则无法出航，故此次南下的大部队尚滞留在山东，只有部分先锋抵达了宁波——他今年已经年近花甲了，本已接到了陆军部调令，将在今年10月份与第七混成营一起归国（第一混成营将入替来远东驻防），不意却赶上了这次行动，算是归国前最后一次捞取荣誉和战功的机会了，因此他本人也十分重视，决定此战一定要打得漂漂亮亮的。为此，即便这会身在胶州，儒尼奥中校却也已经潜心研究起了南方局势，并找来了许多部下一起参详、讨论，为大概于夏季六七月份左右发起的这场攻势，做好相应准备。

    1680年5月22日，儒尼奥中校带着第七混成营及下江南的大部队抵达定海县。而此时，整个宁波府也已经动员了起来，各县开始大肆征集粮草、物资、役畜，同时民夫也被大量发动了起来，为大军做好后勤服务。

    5月23日，南方开拓队队长、南方保安司令马文强在鄞县官署内召集儒尼奥及各仆从师师长、后勤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起了下一步的动向。在这次会议上，马文强提出了将部队投入到邻近的绍兴府一带，扭转如今东岸人在此极为被动的形势，并快速向北推进，争取多多歼灭清廷有生力量，占领包括上虞、余姚、山阴等在内的宁绍平原西部富庶地带，多多掳掠人口、物资、金银及各类珍玩，打击清军士气，动摇其抵抗意志。

    这个建议，说实话与一开始讨论的在皖南一带择机登陆，配合顺军江西集团打几个胜仗的提议，是相距甚远的，结果不出意外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马文强的理由却也是现成的，那就是这几年清军杭州大营在绍兴府一带频频用兵，东岸人的压力很大，不但嵊县得而复失，就连新昌守得也很惊险，清军游骑屡次出现在城墙视野所及范围之内，可见形势。

    而绍兴府形势之所以如此，其实与浙南鲁王政权的萎靡有很大关系。这个与东岸关系密切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些年连续在绍兴府南部吃了几个败仗，损兵折将几达两万人，不但丢了楔入绍兴府的钉子诸暨县，就连一度到手的严州府也在皖南清军（归属南京大营指挥）与杭州清军的夹击下丢失，甚至就连金华府的浦江县也被清军再度夺走，形势反转若此，直令东岸人目瞪口呆，以至于不得不调整重心，想方设法帮助鲁王稳住局势。）与杭州清军的夹击下丢失，甚至就连金华府的浦江县也被清军再度夺走，形势反转若此，直令东岸人目瞪口呆，以至于不得不调整重心，想方设法帮助鲁王稳住局势。）与杭州清军的夹击下丢失，甚至就连金华府的浦江县也被清军再度夺走，形势反转若此，直令东岸人目瞪口呆，以至于不得不调整重心，想方设法帮助鲁王稳住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