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不要点开，稍后修改）

    （暂时不要点开，稍后修改）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

    一下巴陵县码头，涌入耳中的便是抑扬顿挫的吟哦声。姜云帆奇了，在这码头繁杂之地，居然也有人吟诵诗书？他放眼望去，却不由得笑了，原来那是码头边的一处凉亭，亭中聚集着十多个读书人模样的年轻人，正争得一副面红耳赤的模样。

    刚才这几句文，姜云帆也是知晓的，那是著名的湖北学者、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曾经写的文章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鼓吹挣脱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束缚，这从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别于传统格调的山水散文作品就能看得出来，充分展现了他们追求个性的理想，与主张“童心说”的李贽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袁与李贽的思想，在如今传统士人看来多有粗鄙的大顺国内流行日久，受到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庇护，这是他们在明季所不曾享受到的待遇。在那个年代，诸如李贽之类的思想家与传统礼教斗了一辈子，到底声音还是被人家稳稳压住，没能成为主流，很遗憾地让中国失去了思想洗礼和文艺复兴的机会，虽然这机会本就十分渺茫。

    好在他们道统不绝。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想到大顺这个泥腿子政权居然对他们毫无歧视之感，相反还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些开明商人的资助而另眼相待，在传统儒家礼教对他们进行鞭挞得时候给予了保护，说起来也是异数了。

    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大顺与东岸交流频繁，几十年下来使得社会风气有所改变，正所谓东学西渐是也！有东岸这个明灯在前，没有条条框框束缚的大顺上层统治者们毫不介意东学思想进入自己国家，以至于传统士绅们都觉得比较丢人：对一帮流落海外、数百年不曾接受名教洗礼的前宋苗裔顶礼膜拜，完全丧失了身为中国之人的自豪感，可怜可叹可悲！

    对于这些传统士绅的各种看法、结论，姜云帆自然是嗤之以鼻的。商业资本社会程度的加深以及思想领域的洗礼，是现代社会的两份邀请书，缺一不可。明国在后半叶思想领域的启蒙失败，到明末时仍然没有起色，与此时挣扎在现代化边缘的一些欧陆国家何其相似也！区别是钳制欧陆社会思想发展的保守教会实力在经过三十年战争的厮杀之后大不如前，除了在少数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仍然保有优势之外，其余地盘——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控制力大大减弱，为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目前的中国，虽然连年的战争相对削弱了保守势力的力量（因为乱世更需要武夫、需要工匠、需要商人、需要经世致用的人才，相反懂圣人之学的就不那么迫切需要了），但程度仍然不够，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中国如今的现状令姜云帆想到了那个位于苦寒之地的俄罗斯。其实，那个国家与如今的顺国有些类似，但也有区别。俄罗斯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最近六七十年内的每个沙皇都在致力于引进西方技术、武器、军事思想，派人去西方抄写书籍，并且为了引进西方人才不惜授予高等爵位和巨额赏金，同时还改革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动了不少大贵族的奶酪，这种胆识、气魄和远见，确实不一般。

    顺国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统治者当然也愿意学习东岸优秀的地方，因为残酷的形势逼迫得他们必须这么做。另外，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受到的传统士绅的影响力较小，因为完全没有阻止东学思想进入国境，尤其是东岸人深入骨髓的贸易情结，使得大顺境内商业发展迅速，产生了不少有实力的大批发商、生产商。

    这些人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因此紧紧地与大顺军阀结合在一起，并且资助新儒家思想，打击传统士绅的势力，让这个国家更好地适应自己的行为模式。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在大顺这个政权内部，学习八股文大概是没啥前途的，开科取士的开始内容也很多样化（怪不得应考者寥寥……），因此为了子孙后代计，还是不要让那些读书人彻底掌权了，否则自己决计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要知道，就连大顺的将军们，在找自己商量提供粮食、军械、被服的时候，也是有商有量的，完全不似那些读书人们高高在上的感觉。因此，对于任何与传统儒家学说产生冲突的思想，他们都有资助的本能，对于社会秩序的改造，他们也有模模糊糊的想法，并且一些聪明人在通读不少东岸书籍后，已经开始默默付诸实施了，也算是异数了。

    所以，在顺国这么一个各种机缘巧合碰撞后产生的国度内，迥异于南明和清国的社会秩序在一些大型商业城市内慢慢产生了，然后开始向小城市和乡村渗透。这个渗透的过程注定是缓慢和痛苦的，但目前看来同样是不可逆的，姜云帆研读材料时就很有兴趣地想知道，这种社会的移风易俗到底会进行到哪一步，才会引来传统势力的大反扑。他不认为传统士绅现在就束手就擒了，事实上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控制的人口也更多，只不过在商业城市内相对较为势弱罢了。相信一旦顺国上层改弦更张，更加青睐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话，相信这些士绅很快就可以打败城市里的那些“兴风作浪”的大商人，这毫无疑问。

    姜云帆及一干随从没在码头上多逗留，事实上像他们这种穿着衬衫、长裤，戴着礼帽，剃着短发的外来人，从来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很容易受到一些自认为受到了伤害的传统中国人的痛骂、指责乃至袭击。不过幸好巴陵县和岳州府方面知道厉害，提前派了衙役在码头上迎候，接到后边迅速带到了府衙内，安排住宿。

    姜云帆等人客随主便，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不过他们却也没在岳州府待多久，只歇息了一日，第三天（1681年10月3日）便在一队顺国骑兵的护卫下，走陆路朝长沙而去。而仿佛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重视似的，顺国皇帝李来亨还派了一位特使从长沙星夜出发，于半途和他们汇合，并在路上就与姜云帆等人攀谈了起来。

    姜云帆随便聊了几句，只说自己是华夏东岸共和国特使，前往长沙与顺国皇帝商谈一些合作事宜，比如军械和战马的出售、比如工业品的输入、比如药材和粮食的采购、比如顺国开放自己金融市场等等。姜云帆一边说一边注意观察顺国特使的表情，当他说到最后一条时，发现特使的脸色仍然没什么变化，心里就有了猜测，不知道这特使是不懂其中的利害呢，还是觉得这样也可以。不过这一切也都无所谓了，当他抵达长沙面见李来亨之后，再当面提出这个要求，看他答应不答应。

    数日后，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长沙，大顺的都城。长沙的格局，说实话与多年前相比，变化不是很大。不过，“硬件”变化不大，“软件”方面的变化着实不小！姜云帆等人一路上走马观花，发现这里的商业极为发达，不但衍生出了各类专业市场，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许多行会组织，如盐行、茶行、粮行、油行、药材行、布行、棉行等等。

    姜云帆隐约听说过这些组织，知道其势力庞大、管理严苛、善于经营，与宁波的部分商品存在同质化的竞争，近几年来一直饱受很多宁波商人的诟病——现在的宁波商人集团（他们自称为商帮），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地方政府组织的与海外商人的贸易，他们现在所思所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更多地卖到中国大陆内地去。特别是与清国议和已经不是秘密，长江可能也会重新开放，那么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行会或者说行帮，这种组织确实是抵御外来商品入侵的最有力武器啊。他们互相拆借资金，集中采购，有序销售，虽然有垄断的嫌疑，但对于保护弱小的本地工商业来说，却又相当不错。”一边看着街道两侧的商铺，姜云帆一边思考着问题：“这次马队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加大发展与顺国得贸易，并趁机多做渗透，掌握其经济命脉，日后也好有一些反制措施。尤其是重点提到的在顺国重要口岸开设银行，不知道顺国上下能不能答应了。打击、兼并当地的票号、钱庄实力，然后一步步攫取垄断金融业务带来的巨额利润，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啊，只要李来亨答应了这一点，那么多往多年的投入自可慢慢收回。”

    其实，与其他生意相比，控制顺国的金融业才是东岸人最主要的目标，也是近一年来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新增出来的目标。在这件事上，宁波本地商人及台湾银行的出力都很大，马文强也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而他们之所以以金融为主要突破口，盖因此时的顺国商业刚刚发展到一定规模，对钱庄、票号的融资需求十分之大。比如在重要口岸巴陵县，当地就拥有七家钱庄，控制的资本从六千两到两万两不等，经常给一些茶行、纸行、布行什么的提供融资，极大促进了当地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当然这是在重要口岸。在一些小县城内，钱庄、票号的资本可能只有几百两到几千两，为一些更小的茶场、织户、手工业者提供贷款，帮助他们生产各类商品，而这些都是在最近二十年内慢慢发展起来的——在一片战争造成的废墟上面。

    有些时候，姜云帆也不得不惊叹这些中国商人的创造力和精明程度。有些钱庄的主人在二三十年间也许还只是一个货郎或个体织户，积累了资本后给其他织户贷款，一步步做大。他们能将本钱从一百两做到一千两，那么将来一定也能将钱庄的资本继续扩充到一万两乃至几万两，发展之迅速，可谓令人惊叹。

    而这个时候东岸较为现代的银行资本进入顺国市场的话，应该也是正当其时。早了的话，顺国的钱庄、票号还没完全发展起来，东岸人还要肩负开荒的重任，殊未不值。